有关沪剧明星华雯创作的各类舞台艺术形象
如今上海的沪剧团并不算少，但一提起来就能让人竖大拇指的沪剧明星却不算多。华雯算是一个。
身兼团长及演员两个身份，华雯是出了名的大忙人。近些年来，宝山沪剧团接连做出了不少新创剧目，每一部都得到了不错的反响，如《罪女泪》《缉毒女警官》《清水恋》《东方彩虹》《宝华春秋》《红叶魂》等。去年底，团内最新创作的《挑山女人》在宝山上演，观众数量和口碑评价如浪潮一般，将它推向了市中心的逸夫舞台。创作演出过许多现代戏的华雯，在不知不觉中，挑上了“表达时代”的担子。
从现代戏创排感受责任
记：西装旗袍戏打天下是沪剧的特色，您为何却钟情于现代戏的创作呢？
华：说心里话并不是钟情于现代戏，那些年当一把手，当得我心力交瘁、如履薄冰，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搞一出能和政府管理部门搭上边的戏，靠红头文件组织观众，靠演出收入求得生存。而通过这一出出现代戏的上演，我才渐渐体会到了现代戏的社会效益，和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记：那您是如何想到要做 “挑山的女人”这个故事的？
华：最开始是我看了一篇报道，名叫《能挑起山的，是母亲的肩》。看完之后，我的内心深深被震撼了。那位丹崖上的母亲身负重物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艰难攀援的身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位名叫汪美红的女性，在丈夫过世后的17年里独自挑起抚养3个孩子的重担，每天挑着一两百斤的货物，无论风雨、不计寒暑，3700级台阶，每天往返数次。17年中，她爬了20多万里的陡峭山路，只为了培养儿女成才。我不停地在想，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就这样，我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记：听说您还专程拜访了她。
华：是的。我和主创团队两次去往齐云山下汪美红的家里，跟她一起爬齐云山。她挑着担子，我们空着手。走到一千多级台阶时，我就完全走不动了，往上看，台阶好像没有尽头。从山上下来以后，我有好长时间感觉不到自己的脚。当时我心里就暗暗琢磨，布景和道具里一定要有两个东西——台阶和担子。
记：在和她面对面接触的过程中，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华：也许是当惯了演员，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她的“鲜活”，这是一种泥土里、大山里才能长出来的宝贵特质，而非舞台上的刻意矫饰。汪美红身上饱含了中国农村底层劳动妇女的全部信息，积淀着贫贱之中贫而不贱，卑微之中微而不卑的母亲形象。她不懂政治，但懂得善良；不懂革命，但懂得真诚；不懂阶级斗争，但懂得宽容。在当今一切都成为商品和交易的消费时代，在矫情、伪情、假情泛滥充斥的时代，汪美红是孤独和寂寞的。但她却用自己的大爱真情，用青春、生命捍卫了母亲的尊严，捍卫了生命的本真，捍卫了行将逝去的一些最有价值的精神。
挑山女人的那种可贵的精神担当，那种浓缩了中华民族善良、勤奋、坚韧、无私的一心向美的优良品质，值得我们去宣传、提倡、发扬，这是我们重建道德价值体系的希望种子。因此，塑造一个平凡的村妇、真正的`公民、伟大的母亲，成了我及创作团队最迫切的愿望。
挑扁担多次磨破肩膀
记：听说您在将汪美红搬上舞台化作“王美英”时，吃了很多苦。
华：这的确是一条漫长又充满荆棘的道路。我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确定了排练稿，其中艰难和煎熬真不是一时间能说得完的。9月14日剧组成立，全体演员进入排练，将近40天里，我似乎把汪美红17年的苦尝了个遍。活到这么大，别说是挑担了，连碰扁担都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当然了，汪美红是挑担爬山，而我是挑担载歌载舞，尽管分量相差非常远，但我的肩膀也曾磨破了好几层皮。
记：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您是怎么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变成感人至深的艺术人物的？
华：从汪美红到艺术人物王美英，用什么表现形式去树立她，让我常常坐卧不安、夜不成寐。汪美红的遭遇非常的凄惨，但如不小心我们戏里的王美英就会变成一个倒霉蛋可怜虫；汪美红的性格非常的坚毅，可弄不好戏里的王美英就会唱高调不可信。我想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悲而不惨、凄而不苦、苦而向上的情感境界。挑山女人悲的是丈夫的不幸离世，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弱女人要养活养大养好三个小儿，这在常人眼里无疑是悲惨和凄苦的。但我们的戏要挖掘的就是她如何从悲惨中站起来，如何去包容和体谅曾经伤害她的人，如何坦然地面对不如意甚至是不幸，如何从凄苦中体会温暖和甜美，哪怕只有一点点、一丝丝。
观众的反应震撼了我们
记：《挑山的女人》首演并不在市中心和传统沪剧剧场，却能演得名声鹊起，观众看得如痴如醉。您在台上作何感想？
华：记得是去年10月26日，《挑山女人》正式公演，一直在宝山党校，直到11月15日一天也没停，至今已演了30场。我的体力和情感几乎被掏空了——不仅因为王美英这个人物，更因为观众的反应。演出地点是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我是眼睁睁看着台下的观众一天比一天多。除了宝山本土的观众，市区的、郊区的观众都来了，就我个人接触的，就有从青浦、松江、金山甚至崇明、太仓来的。很多人看了五六遍，最多的看了十几遍。演到悲辛时，台上的我在哭，台下的观众也在哭。到了谢幕时，我还看到许多人在座位上擦眼泪。有一天我卸了妆出来，竟然看见一个女观众在过道里嚎啕大哭，她的同伴劝她说做戏是假的，她却说“不是假的，我奶奶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位85岁的老太太，身体不很灵便了，却一连五天来看戏，结果最后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摔断了腿骨。听人说，她也是因为戏里的王美英像她的妈妈……让我和我的剧组意想不到的是观众如此强烈的反响，与其说我们的戏感动了观众，还不如说观众的反应震撼了我们。我似乎刚刚弄明白了什么叫做艺术要从生活中去提炼，刚刚感到了老百姓当中才真正藏着艺术的生命力。
记：近年上海的新编沪剧剧目亦有不少，可偏偏是宝山沪剧团的《挑山女人》最能抓住观众的心，毫无“夹生感”。您有什么法宝？
华：呵呵，这个问题有些难度。我没有什么法宝，搞了这么多年现代戏创演，一开始是没有办法，可后来越来越觉得有意思。因为每出戏开始，我们都要带着创作班子下生活采风，通过采风总会了解到一些报纸上或者材料上没有的东西，非常的鲜活，而这鲜活恰恰是戏最需要的内容。比如《红叶魂》，我去了南江王瑛的家，还打开了她的衣柜观察……如此，我真正感受到了王瑛的普通与平凡的一面、痛苦与豁达的交织，才有了后来舞台上让人感到亲近的王瑛，而不是高大全的王瑛。这次为了《挑山女人》几上齐云山，我和汪美红成了可以交心的朋友，我也才真正地了解了她的坦然、包容和内心的纠结，感受到了她的不平凡。这些只是一些创作体会，不是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