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末明初新史学家寻找中国历史进化的努力

与传统史学比较，中国20世纪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受到社会进化论的深刻影响。但这一理论怎样被运用于实际的历史叙述(包括非专业性质的论述)，又怎样形塑了这些叙述的面貌，以往的研究不足，似乎值得关注的只是近人接受进化论这一事实，付诸实践则不过是水到渠成。然而，作为一个外来观念，进化论对历史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几乎截然异趣;学者对其内涵的把握，也就有一个逐步调适的过程，且受到学理之外众多考虑的影响。因此，对清季民初的很多新史家来说，如何运用这一理论，从传统史籍中挑选、组织相应的材料，以整合成一套中国历史的新叙事，并不是一件简单工作，而需要不断探索、试验。①

以夏曾佑的撮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表述方便，本文采用其通用名《中国古代史》)为 本文集中讨论清末民初的几位新史家是如何在中国历史里寻找进步的，这种努力又对新史学的论述方向产生怎样的影响，特别留意其中两个现象:一是把中国历史描述为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二是政治在历史叙述中地位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明、国民等因素的地位提升。①这两个现象，特别是后者，是学界关注已久的问题，既存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其放在近代思想与学术正统崩坏，异军兴起的脉络中加以考察;二是讨论这些现象与西方和日本史学的关系;三是关注当时流行的政治思想以及民族主义是怎样为新史学提供概念工具的。②

本文不是要重提这些现象，而是要探究它们与近代学者寻求中国历史进步的心理之间的关系。当然，这种心理压力并非是造成这些现象的全部原因，新史学的出现也不能完全化约为史家的心理需求，事实上，在大部分时候，这一需求都处在潜意识的状态。不论是清代学术内部的求新趋势，还是外来文化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但新史学并不是这些因素直线发展的结果，史家对各种有用的观点也不是简单地拿来，他们的论述，即使是抄袭外人，也是针对他们眼里中国的特殊问题而发，从而赋予这些言辞新的意义。因此，在讨论新史家对进化论的运用之前，必须重建他们(未必自觉)的问题意识。

一、中国历史的进退和新史家的心理紧张

进步和进化都是清季出现的新学语。据金观涛等人统计，这两个词的现代意义是在1895年以后流行起来的。③它们虽然语意有别，但在中国又常被视为一物。④这两个术语的广泛运用，是中国人史观改变的重要表征。严复1895年发表的有仑世变之巫》较早触及此问题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立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即盛不可复衰、即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⑤这里提到中国人看待历史的两个取向，一是好古忽今，不无退化意味;一是一治一代化色彩，仍有启发性。不过，徐中舒的事例也提示了学者是怎样通过重新解释事实以实现其与价值的统合的，而这又和社会进化论这一新解释工具分不开:既然进化是人类社会公例，自然就意味着中国历史也在进步如是，则上古文明程度有限，并不会伤害史家的民族感情，然而恰好表明中国并非一个不进步的社会。

其实，不管是西来的新文化还是中国的旧传统价值和事实都是统一的价值被认为是从事实中发现的，事实也被用来阐发这种价值。中国旧史学热衷于道德教化与批判，便和儒家传统对人的关注分不开。①但清季人的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进步成为新的追求口标，而中国历史所提供的事实却似乎与此口标背道而驰。为了维持二者的统一，在价值优先的前提下，势必要对事实做出调整。上古史的蛮荒化便是史家的常用手段之一，但仍并未解决秦汉以下历史的问题。唯由于两千年来的正统政治与学术皆被视为不进化的，要想证明中国历史仍在进步，就必须到其他地方去寻找突破。

二、在中国历史里找进步

清季民初，一些简明的进化模式也通过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翻译著作传人中国，给学者提供了写作样本。不过，在套用这些模式的时候，不同的人对史实的选择和重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此一时期也尚未出现一个为大家共同采纳的论述模式，即使同一人在不同时候也会采用不同方案。下文试图对其中两个影响较大的模式加以分析，意在展示它们和时人对中国不进化原因的讨论之间的思想关联。

(一)走向世界之中国

社会进化论与中国传统史观是非常不同的，但中国过去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利用的.思想资源，这主要就是椿秋》公羊学派的三世说。按东汉何休的解释《春秋》一书可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三个阶段，它们又分别对应于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三种社会境界，这些境界在书法上亦有明确体现衰乱世则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夕，升平世则内诸夏而外夷狭，大平世则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这便是异内外之义。自19世纪初，公羊三世说在思想界已逐步复兴，至19世纪末大盛。需要注意的是，此说原非进化指向，实际带有循环或退化色彩，但康、梁有意将其向进化方向发挥，成为他们阐发政治、社会观点的主要理论依据和解释模型。②本文要探讨的即是其对于中国史学写作的一个提示。

1902年，梁启超在惭史学》中批评循环史观，特别拈出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一言为靶子，谓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梁还加了一个小注春秋家言，有三统，有三世。三统者，循环之象也，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是也。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他运用新的历史定义断言生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统则非历史之情状也。三世之义，既治者则不能复乱;藉曰有小乱，而必非与前此之乱等也。苟其一治而复一乱，则所谓治者必梁启超这个看法大约启发了吕思勉40年代初的一段评论人类以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有人认为这一现象表明社会亦同个人，是有节奏的，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任务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这就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但吕氏不同意，说这是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他提出，社会和个人是不一样的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故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倘能矫正之匕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那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②

结合上下文可知，其所谓一动一静也就是一治一乱，这一问题一直萦绕在诸多史家心中。不过吕思勉说的是人类以往的社会，则此问题固非仅中国所特有(虽然中国必是其关心的主要对象)，显然也就不是在与西人对立的意义上讨论，故一治一乱仍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未必意味着整体历史的不进步。这里他通过区分个人与社会性质的不同，保证了历史随时进步的可能，所谓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也就是前引柳治微所谓于此见为堕落者，于彼仍见其进行，唯吕说是就人群立论，柳说是就文化立论而已。他们的思路蕴含的共同结论是，只有从多数人(或社会)和历史的整体着眼，才不会囿于局部的退步或停滞。这样，政治上的一治一乱也就是朝廷之事，虽然是必须革除的病态，却不再影响到中国历史的整体形象，一直困扰着新史家的心理紧张也相应地获得了纤解。

三、余论

中国近代思想变化的一个主题是价值观的改变。本文所探讨的问题，也要放在这个层面考量。社会进化论的流行对中国学者带来了不容回避的挑战进步既被认为是对历史事实的总结，也被认为是值得向往的价值。然而，根据清季流行的政治理论，中国自秦汉以后，不管是政治还是学术，都长期专制，从而造成了历史的倒退(或停滞)。吊诡的是，这一评论的叙述结构和结论都和进化论批判的三代叙事不谋而合。不止于此一治一乱的循环论也延续下来，被近代学者视为中国历史的实相。

这些言论大多着眼于批判现实，并不专注于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但它们的大量流行也带来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中国长期退化或循环，岂非逆世界历史大势而动了不论这些学者在发表政论的时候作过何种激烈的表述，这个结论显然都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这样，双重任务摆在了新史家面前:他们既不得不解释中国为何会沦落到这种劣败的地步，同时又必须证明，中国历史的整体仍是进化的。但问题是，传统历史中最重要的内容都已被视为退化，要想找出中国一直在进步的证据，便不得不另辟新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史学的论述方向。

本文探讨了清季民初几位新史家(特别是梁启超)为解决此问题所做的两种努力:一是把中国历史描述成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过程，另一个是把眼光从传统的政治史投向社会史、文明史和民史等领域。这几个现象当然不仅是社会进化论所造成的，但试图在中国往昔发现进步的心态无疑对它们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这两个努力呈现出一个共同指向，就是在正统外寻找历史。中国跟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交往与竟争过程在过去正史里本属于四裔传的内容，在进化史观下却成为中国史的主线。传统政治史地位的下降更是如此，治乱兴衰成为不重要的，社会、文明和人民成为历史的主角。 对于接受了进化理论的近代史家来说，中国历史的进步一直是他们关怀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本身，连同清季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都对近代学术产生很大影响。这里不妨再以胡适为例，对此略加说明。在新史学发展中，胡适被认为是继梁启超之后的宗师，其史学著作中最知名的大概要算是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1928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从这两部著作可看到清季学者的思路。不过，在讨论这两部书之前，要先讲一下胡适的博士论文恍秦名学史》。 此书英文初名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自己译作《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演化史》)，进化是此书的一个题眼。他写此书的口的，在《导论》部分有清楚的交代，就是想回答中国人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了可知胡适并不认为中国固有文化和西来的现代文化是不相容的。他特别将口光转向了那些在中国古代曾一度与儒家学派同时盛行而后来却被边缘化的学派，认为在其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①为此，他从墨家学派、庄子和荀子那里去发掘中国的逻辑学思想。

实际上，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界可以做到价值与事实分离，也是以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为前提的。这或可从李达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看出端倪。此文的主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首先回答的问题却是:从西周到清季，中国社会究竟有没有进步呢了李花了两页篇幅讨论这个问题，结论是这三千年间社会的进步，是很明显的。可是我们所注意的，并不是这长期的社会有无进步的问题，而是这社会为什么长期的停顿于封建阶段的问题。②但这段话也恰好提示了其心中隐忧的存在:只有在中国三千年的进步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从容讨论其何以停滞才成为可能。就此而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达不但未走出清季以来中国新史家的共同困境，反而把此困境更清晰地揭示了出来。③